前不久，美国《纽约时报》的记者黄瑞黎以一种不光彩的方式误导公众对中国疫苗的看法，将其诋毁为“无效疫苗”，并呼吁人们不要使用。然而，当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欧美生产的疫苗上时，《纽约时报》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。

最近，《纽约时报》刊登了一篇关于辉瑞BNT疫苗有效性下降的报道，但却表现得非常“客观”和“科学”。记者Carl Zimmer指出，尽管以色列卫生部的研究表明印度德尔塔变种毒株导致辉瑞BNT疫苗的有效性从5月的95%下降到了7月的64%，但这一研究并不能全面反映疫苗的效力。多个因素在评估疫苗有效性时都要考虑，加拿大的一项研究甚至显示该疫苗的有效性达到87%。报道还强调，尽管辉瑞BNT疫苗的保护效力下降，但大多数疫苗仍然可以防止住院。

然而，这种客观态度与该报之前对中国疫苗的报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记者黄瑞黎在之前的报道中选择性地隐瞒科学事实，给中国疫苗贴上“无效”的标签，并呼吁人们不要使用。她的不负责任报道引起了中国网民和学者的不满，也遭到了一些美国媒体同行的批评。然而，黄瑞黎至今未能回应这些质疑，令人感到遗憾。

更令人不解的是，她竟然在《纽约时报》刊登了一篇辩解辉瑞BNT疫苗的文章后，主动转发了这篇报道，暴露了她的双重标准。这种明显的双重标准操作让人不禁感到震惊和不满。事实证明，《纽约时报》在处理疫苗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偏见，损害了公众对疫苗的信任。

在全球抗疫的背景下，媒体应该本着客观、公正和科学的原则，为公众提供准确的信息，而不是利用双重标准来满足某种政治目的。媒体的责任远不止于此，它还应该发挥教育和引导的作用，帮助公众更好地理解科学、医学和公共卫生等复杂领域的知识。只有通过合理的教育和信息传递，公众才能做出明智的决策，更好地应对疫情等挑战。

综上所述，媒体的双重标准对于公众和社会都是不利的。我们期望媒体能够恪守道德和专业原则，为公众提供客观、准确的信息，维护社会的健康和稳定。这是媒体的职责，也是公众的权利。